爱情如何维持秩序—以摩根索、齐默恩和尼布尔作品为例
作者：Liane Hartnett，墨尔本大学独立研究员。
来源: Liane Hartnett, “How love orders: an engagement with 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0, No. 1, 2024, pp. 203-226.
导言
长期以来，爱一直活跃在国际秩序的愿景中。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主要历史人物的国际思想及其潜在逻辑的密切联系证明了这一点。在关于情感和秩序的国际关系文献中，爱的理论化不足。自现代性以来，爱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在西方宗教和人文主义思想中被赋予重要性——爱已经成为一种理想，并被作为规定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标准。换句话说，爱之所以有序，是因为它发挥着构成性的作用，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为了揭示爱在这种“规范情结”中的含义，这篇文章与国际关系学科进行结合，并探寻爱情是如何维持秩序的。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爱构成共同体”一节提供了与黑格尔逻辑的接触，黑格尔逻辑激发了齐默恩关于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说明了爱如何构成共同体，并提供了使群体能够团结起来的情感粘合剂。“爱使强制合法化”一节阐述了形成尼布尔国际思想的奥古斯丁逻辑，并通过这样做展示了爱如何使强制合法化或作为一个框架规则运作来规范行动和限制行动。“爱是否赋权”一节分析了尼采逻辑，这些逻辑塑造了摩根索关于爱如何赋权的思想，强调了爱在权力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及其支配和解放的用途。文章的结论是，与爱相关研究的接触对于理解和解释秩序的情感-规范动态是不可或缺的。
爱构成共同体
爱产生地理环境，因为行为主体在空间、地点和时间中产生了爱。因为爱一个主体或客体需要判断的工作——估价、排序、评估和裁决——它划定了关注的伦理圈和在其中的等级制度。总之，爱通过产生一种“我们”（we-ness）的感觉来创造世界。作为一种情感粘合剂，它形成了群体认同。黑格尔逻辑是爱如何“构成”共同体的理想典型表达。这取决于家庭之爱在黑格尔的国家或伦理共同体理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是一个社会整合的伦理整体。它标志着伦理理想的顶点。对黑格尔来说，这个共同体就是国家，是围绕着家庭和公民社会的同心共同体组织起来的。亲情的体验是这个共同体存在的条件。这是因为家庭之爱允许个体化与关系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双重可能性，从而使人们理解人类及其作为社会的规范目标。它激励并坚决主张忠诚和牺牲，这不仅是家庭单位繁荣的基础，也是公民社会和国家繁荣的基础。在国际关系学科领域，黑格尔的哲学对齐默恩的自由国际和帝国思想的影响中显而易见，越来越多的史学认为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起源的组成部分。
像黑格尔一样，齐默恩认为家庭之爱的体验是实现伦理共同体的核心。尽管齐默恩将自己与黑格尔区分开来，将联邦而不是国家视为伦理共同体的顶点，但他仍然设想联邦的同心共同体是围绕家庭的原始共同体汇聚而成的。对齐默恩来说，家庭很重要，因为这是行为主体学会爱的地方。齐默恩承认，家庭将爱与秩序交织在一起，为“父权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家庭之爱的体验允许“英联邦公民像雅典的公民一样的联邦区分对家庭的原始爱和对共同体的理性的、公民的爱”。博爱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家庭提供了一种情感教育，这种教育将公私分歧具体化，使等级制度自然化，并使服务和牺牲成为可能。将民族视为一个情感共同体，避开了国家、种族、语言或宗教的束缚，这就抵制了在英语圈越来越受欢迎的同化的“德国文化学说”，也使英联邦作为多机构政体的典范合法化。齐默恩试图将民族与国家脱钩，剥夺民族的所有身份标志，除了一种可以灌输的情感，使其适合和谐的多元化。但是，这种做法是以国家的非政治化和去历史化为前提的。他将国家塑造成一个女性化的家庭，由通常被认为是私人的爱的情感支配，从而在国家和政府之间构建了一个边界。
然而，齐默恩的制度主义和国际主义愿景，以及它所预设的利益和谐，均源于对帝国的承诺。首先，民族和国家的脱钩，以及随后通过去历史化、去政治画的行动将民族塑造成由爱构成的家庭，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转变。事实上，英联邦国家间的关系是经常通过殖民暴力和种族灭绝暴力获得的。齐默恩动员爱来构想和构成一个国际社会。这一活动的核心是他对性别化的家庭概念和非政治化的爱的话语的提升，这种话语掩盖了一个规范性的计划，该计划使等级制度自然化，使服务和牺牲成为可能，并消除暴力。相对于基于这些社群主义逻辑的自由国际主义想象，利益和谐作为一个神话出现，模糊了物质等级，假定了暴力，并制造了同意。所有这一切都以爱是非政治性的作为借口。当爱情“假装”最不具有政治性时，它似乎最具有政治性。与齐默恩的黑格尔式召唤的接触揭示了不痛不痒、非政治性的爱是如何使他的自由国际主义预设的等级共同体——或帝国——自然化的，隐藏了使它充满活力的情感和关系的复杂相互作用，并使它所带来的暴力变得无形和普通。
爱使强制合法化
爱通过赋予价值和作为一种指导行动的理想来合法化。无论是被理解为一种欲望还是一种关系，爱赋予主体或客体价值，使其令人向往。由于宗教和人文主义思想对爱的重视，爱承担了判断标准或行动指导理想的地位，它可以被增选为一个框架规则，给情况赋予定义或意义。因此，爱使强制合法化，部分是因为爱一个主体或客体就是有效地认为它值得捍卫，部分是因为赋予爱的神圣地位使以它的名义所做的事情神圣化。作者认为，奥古斯丁关于牺牲或自我奉献的爱的逻辑是爱如何使强制合法化的理想典型表达。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它们在与尼布尔的国际思想的密切接触，突出了奥古斯丁逻辑如何塑造一个现实主义和正义的战争想象，并展示了爱和暴力如何可以共生而不是对立。
奥古斯丁认为人类是由他们的爱构成和“感动”的，他认为爱是一种食欲或渴望。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爱情从根本上来说是“好”还是“坏”，取决于渴望的方向。奥古斯丁认为爱有两种取向：为自身而享受某事和使用某事作为手段。上帝是一个被享受的目的，世界是一种被利用的手段。因此，奥古斯丁的两座城市是由两种爱的方式创造出来的。自私的爱或贪婪在利己主义、骄傲或自高自大中找到表达，并构成了人类的城市。牺牲的爱或慈善——集中体现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奉献的爱——表现在对他人的无私关心中，并构成了上帝的城市。这两个城市混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两个城市的居民一起生活在地球上，还因为每个人都被自爱和牺牲爱的倾向所分割。因此要很好穿越两座城市，就需要我们的爱有正确的秩序。在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中，爱使强制合法化。这种信念是基于奥古斯丁对爱、正义、秩序和强制之间正确关系的理解。尼布尔呼应奥古斯丁，声称“爱必须成为最终的规范”，并作为“任何道德体系的最终术语”。它不是认可多愁善感(sentimentalism)，而是要求在一个由自爱和牺牲之爱构成的世界中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这两种爱之间的对比不仅凸显了“美德的虚假主张”，而且也凸显了在社会中推荐牺牲性的爱作为一种政治美德的风险。由此，尼布尔选择了与基督之爱类似的政治规范——正义。正义与强调牺牲的基督精神不同，它不是一种无私的规范，而是承认自我的主张，不仅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进行仲裁，而是在各种他人对自我的要求之间。为了调和人类的有限性和堕落的世界，它需要在艰难的、往往是悲剧性的选择之间做出裁决，以利于共同生活。尼布尔认为正义的可能性是以秩序为前提的。
由于世界必然充斥着“紧张、摩擦、利益竞争和公开冲突”，而且人类有利己主义倾向，因此秩序是正义的前提，而秩序必然需要强制。在基督精神统治的天堂之城，正义、秩序和强制将是多余的，但在现实世界中，基督精神是一种规范的理想，它是行动的动力，是一种判断的形式，提供了它所寻求的强制和秩序来维持一种道德追求。
奥古斯丁式的哲学逻辑在四个方面形成了尼布尔的道德实在论。首先，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基督精神作为理想的提升为乌托邦创造了空间来改造现实；第二，对基督精神在历史上的局限性的认识，决定了对基督精神政治承诺的信念应该通过对自爱的力量和普遍性的认识来调和；第三，在某种程度上，基督精神或牺牲性的爱与自私的爱形成对比，尼布尔提醒人们美德的虚假主张，建议人们致力于认知上的谦逊和自我审问与批判的精神；第四，尼布尔对爱情的理解使他的现实主义充满了某种乐观主义：接受人类的弱点，相信宽恕和渴望救赎。尼布尔的爱情神学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引起世俗、人文主义观众共鸣的框架。它具有道德和准世界性的特征，对人类的弱点很敏感，对权力的运作也很了解。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悲观的爱的神学使强制合法化并对其进行管理时，它隐藏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品质。
尼布尔是否只是为一个现实主义和正义的战争想象提供了一个强权政治的道德外衣？他的理论中缺乏客观定义的限制来证明什么是合法的，这反映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奥古斯丁式的对战争给人体造成的恐怖的漠视，这种漠视弥漫在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中。它也没有考虑“谁应该实践自我牺牲的爱，对谁，在什么背景下”，以及这种爱如何影响不同权力关系中的人。
爱是否赋予权力
爱和权力的多义、多价现象是相互关联的，这一说法对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国际秩序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在本节中作者声称尼采式爱的逻辑是爱如何在国际关系中（不）赋予力量的理想典型表达。尼采式爱的逻辑核心是对道德和自爱之间关系的传统理解的革命性逆转，他阐述了一种“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既是一种产生支配欲望的存在主义驱动力，也是伦理施动性的基础。理解和掌握而不是回避和隐藏这种驱动力对自我的爱构成了伦理自主的基础和新道德的基础。尼采的爱的逻辑彻底地批判自我给予或牺牲的崇高之爱，将对自我的爱重新评价为一种规范的目的。
这在汉斯·摩根索成熟的权力思想中显而易见。摩根索思想中尼采式爱的逻辑不仅为他早期的核时代存在主义伦理提供了新的见解，而且还有助于阐明国际秩序中统治和授权的情感规范动态。正如摩根索开始宣称的那样，理解和解释国际秩序的动态需要认识到爱和权力是如何内在联系的。摩根索声称爱和权力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理解国际政治不可或缺的，他将爱和权力的概念复杂化为内在矛盾。他主张将爱理解为爱欲获取，并与权力共享相同的存在主义根源。爱欲在追求整体性的过程中包含了强制和集体行动的双重可能性。当一个行为体控制另一个行为体的行为和环境时，它是强制性的，或是一种强制力。当行为体一致行动时，它是集体的，是强制的对立面。
摩根索将爱欲理解为创造性和破坏性，它可以催生一系列不同的秩序和权力动态：暴力与和平、专制与民主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摩根索强调了爱欲作为规范力量的建设性观点，声称如果没有爱的伦理，我们就无法在核时代保护世界。将爱置于摩根索权力概念的中心揭示了它不可避免的规范维度；爱在支配与赋权的动态中具有双重含义。在追求整体性的过程中，爱欲可以激发强制或集体的；支配性的或合作性的动态。然而，在摩根索的国际思想中，爱情的政治承诺充其量是被预先阻止的(forestalled)。一方面表现为对大众的不信任，另一方面表现为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这种悲观人类学阻碍了对人们与权力关系的其他想象。最终，这影响了摩根索的核时代伦理。
爱与秩序
这种对爱的逻辑和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应用的参与阐明了对爱的工作的研究是如何理解和解释秩序的情感规范动力学不可或缺的。它为关于情感和秩序的知识提供了三个方面。
首先，它展示了爱是如何产生秩序的。爱通过向世界提供意义或目的来秩序化。尽管爱在使用中获得了意义，但它的秩序能力源于它在宗教和人文主义思想中作为一种道德的独特而长期存在的地位。它提供了将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情感粘合剂，框定情感以促进和约束行动，是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和权力以渴望或爱欲的形式复杂地相互作用，激发了对建立共同体的追求。同样，为构成共同体而唤起的爱的准则往往与为合法强制而唤起的准则相同。
其次，文章强调了爱的多元性如何长期以来激发了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为此，它确定了爱在构成共同体、合法强制和（不）赋权中的三种用途是如何在已经渗透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种理想——即黑格尔、奥古斯丁和尼采逻辑中得到例证的。
第三，在阐述爱的用途和逻辑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相互作用时，这篇文章强调了爱是如何经常成为权力的面具的。尽管齐默恩、尼布尔和摩根索表面上强调了爱的创造潜力，反过来构想了一个后种族多机构政体，一个驾驭强制必要性的道德框架和核时代的存在主义伦理，但他们的努力最终被他们对现状的承诺所破坏。无论他们的意图如何，这种爱情观仍然欢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等级。无论如何，它见证了爱的保护潜力：约束、安抚和限制伤害和破坏，但却是为了服务于等级秩序。
研究结论
在关于爱是如何维持秩序时，这篇文章对这一学术问题做出了三个贡献。首先，它为理解和解释爱的规范排序工作及其在国际上的含义提供了一个理论图式，它声称爱“构成共同体”，“使强制合法化”和“（剥夺）权力”。鉴于爱的工作在实践中包含了一系列其他情感：无论是对共同体的忠诚、对强制的悔悟还是激发支配欲望的孤独，它均提供了对更广泛的情感规范秩序动态的洞察；其次，通过与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学科的接触，本文揭示了爱在国际秩序视野中的历史含义。将国际关系学科视为洞察“秩序想象”的宝库，它确定了国际关系中的三种思想——黑格尔、奥古斯丁和尼采逻辑，并研究了它们如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三位主要历史人物，即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国际思想中找到表达。这些逻辑并没有提供爱的多元性和多价性的详尽解释。相反，他们指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被忽视的情感历史，并提供了对国际关系学科关于使用爱的见解；第三，这篇文章揭示了爱是如何成为权力的意识形态面具的。本文将爱作为“和平实践”、暴力中的社会空间和非殖民化情感的重要意义进行复杂化描述，阐明了爱是如何被用来推进帝国、战争和统治的暴力世界创造项目的。揭示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潜在意识形态内容，这种与爱被用来唤起和管理什么的接触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继承的思想、我们唤起的情感和我们居住的想象如何像留给它们的教规一样被种族化、性别化和分类。
词汇积累
hierarchical community
等级共同体
agape
基督之爱
coercion
强制
idolatrous
盲目崇拜的
译者：苌晨，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校对 | 韩欣洁 张睿哲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顾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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